湖南法治報訊（通訊員 陽舜 劉川）近年來，岳塘區準確把握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的精髓要義，緊緊抓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，靠前服務基層社會治理，深入推進綜治中心示范帶動建設，結合區情民意和法治實踐，創新形成“一統二分三聯”解紛工作法，有效凝聚基層社會治理“最小細胞”，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，將平安穩定創建在基層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統籌資源要素，推動解紛一站式集成
建設一個綜治中心。深入推進基層綜治中心示范帶動建設，以集成實體為導向，將網格化管理、訴源治理終端、矛盾糾紛調處、公共法律服務、安全視頻監控等集聚整合為“一中心”，設置“綜合調處、訴調對接、研判接訪”三大功能，從信息來源、分析研判、平臺流轉、業務處置、指揮調度等方面提供多元解紛服務，實現標準化解紛工作閉環。建強一支專業隊伍。返聘一批律師、基層法律工作者、退休法官、檢察官、民警，組建交調委、物調委、家事調委等15個專業性調解組織，特邀34名調解員，選聘8名調解律師，充實調解力量；發揮兼職調解員作用，統籌指導藍馬甲、瞭守崗、小喇叭、夕陽紅等基層一線群防群治團體，以“和事佬”的角色參與基層矛盾糾紛化解工作。建立一套保障機制。完善建立經費保障、陣地打造、績效評估、監督管理等配套機制，推行派駐專職調解員案件“以獎代補”措施，近三年發放獎勵資金46萬，最大限度調動調解工作積極性；強化日常管理，將人民調解工作納入效能目標和平安建設考核體系，制發《專職人民調解員管理辦法》，對調解員的綜合表現、案件調處質效及案件回訪滿意率進行量化打分，成果運用與績效獎金掛鉤。
精準分級分類，推動解紛流程化辦理
緊扣“易、初、小”，制定一般類標準。將“矛盾糾紛簡單、發生案由清晰、化解工作充分”的糾紛列為一般類，如村（居）民之間的民事糾紛、鄰里糾紛、家庭糾紛等，落實村（社區）主體責任，由村（社區）黨組織書記牽頭調解，協同“和事佬”調解隊伍，發揮地緣、親緣、友緣優勢快調快處，做到小事不出村（社區）。今年以來，已通過“和事佬”隊伍消除隱患500余起。緊扣“重、雜、大”，制定較大類標準。將“矛盾糾紛復雜、分屬多頭并重、案情相對較大”的糾紛列為較大類，如征地拆遷等村（社區）無法直接處理的糾紛，落實鄉鎮（街道）主體責任，由鄉鎮（街道）黨（工）委書記牽頭調處，認真分析糾紛特征，充分調動鄉鎮（街道）調解力量，集中化解疑難矛盾糾紛，做到大事不出鎮（街）。今年以來，已協調解決疑難糾紛120起。緊扣“難、復、群”，制定重大類標準。將“反復性、難解性、群體性”的糾紛列入重大類，如涉及群體性訴求、歷史遺留糾紛、跨部門跨領域或行業主管部門為責任主體等基層無法化解、協調難度較高、風險隱患較大的矛盾糾紛“硬骨頭”，由鄉鎮（街道）組織召開聯席會議，提出提級申請，由分管區級領導歸口包案，發揮區級維穩協調辦、信訪聯席辦作用，調動全區調解力量化（緩）解相關矛盾糾紛，實現矛盾不擴大上交。
凝聚調處合力，推動解紛全過程協同
堅持風險隱患聯防。健全“區-鄉鎮（街道）-村（社區）”三級聯防機制，落實“五必訪”“五必報”要求，定期開展集中排查、專項排查，對摸排到的矛盾信息和不穩定因素，一周一碰頭、一月一調度、一季一研判，打造精準研判模型，確定風險等級，發布相應預警，開展事前穩控，減少突發性事件發生。堅持政法戰線聯調。深化“警司聯動”，推動專職人民調解員入駐公安快警站，結合警務和調解工作優勢，以案說法、以法促調、以調促宣。2020年至今，共化解矛盾糾紛2.4萬余起，調處成功率從78.2%上升到92.6%，實現“民轉刑”案件零發生。強化“訴調聯動”，將訴源治理終端通達鄉鎮（街道）綜治中心，推行在線可視化人民調解，實現平臺繁簡分流、指派在線調解、案件指導督辦、跟蹤反饋結果。近兩年，通過法院調解平臺分流案件3683件，調解成功1703件，退回1061件，司法確認180件。堅持重大矛盾聯處。嚴格落實“五個一”包保措施，包案領導帶頭分析研判重大矛盾，一案一策、限期解決，對失職失責，造成矛盾激化、人員失控的，嚴肅追責問責，確保重大矛盾糾紛解決不外溢。2023年，清單式推進化解中央、省、市交辦信訪積案50件以上，化（緩）解20個以上不穩定群體，未發生規模聚集事件，社會大局保持平穩有序。
責編：馬志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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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湖南法治報
